彼时，旧体制已显露颓势，难以为继，历代君王仅能于既有框架内缝缝补补，勉强维持岁月流转，无人能拥有颠覆旧制、重塑乾坤之力。
简而言之，存在三大核心议题亟待探讨。
一是宫廷内宦官势力肆意横行，掌控大权；二是地方藩镇各自为政，形成割据局面；三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，兼并现象严重。
宦官势力的篡夺与藩镇势力的自立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因果纽带，相互交织，共同构成了历史的重大难题。
自安史之乱绵延至唐王朝暮年，武将频繁起叛，致使君王对武臣信任崩塌。为制衡武将势力，帝王转而倚重宦官，以此作为稳固皇权的手段。
宦官，亦称太监，乃因绝育而无子孙之辈。故而，无论其权势滔天至何等地步，皆难以僭越篡位，终究需仰仗皇权，方能维系其位。
唐朝节度使制度逐渐广泛推行，至李隆基时期，原仅设十镇，各节度使辖区辽阔，统辖州郡众多，地域广袤，绵延千里之遥。
安史之乱平息后，唐朝境内节度使林立，然其领地已不复李隆基时期的辽阔，疆土被细分为数十个小区，每区皆设节度使以治。
唐朝末年，凤翔、邠宁、山南西道等长安周边区域亦设节度使，至末期，唐朝全境范围内，节度使数量多达约五十个，此为大致统计。
这犹如东周时期的周王朝，除都城附近，其余辽阔地域尽归诸侯掌控，周王室失去领地，对诸侯的约束力荡然无存。
唐朝末年，随着节度使数量激增，各节度使势力渐弱，因领地缩减而难以兴风作浪。然而，一旦这些节度使各怀异心，展开地盘争夺的军阀混战，朝廷的末日便指日可待。
在此进程中，宦官的首要目标并非藩镇节度使，而是聚焦于应对朝廷中的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，这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核心所在。
李唐王朝为应对节度使威胁，特设中央精锐部队神策军，此乃皇室直接统辖的强悍武力，亦作为震慑四方节度使的重要筹码。
然而，安史之乱后，历代君王皆深陷猜忌之症，时刻忧虑武臣心怀不轨，神策军将领若生异志，加之藩镇作乱，李唐王朝或将顷刻倾塌。
故而，帝王们索性把神策军的统帅之责托付给了内侍，令其执掌军事大权。
将兵权托付宦官虽险，然其终为皇权附庸，不会轻启篡逆。反之，若交予武将，恐生异志，渐成权臣，终致李唐社稷倾覆，故宦官掌兵，实为稳妥之策。
然而，宦官对于战事一窍不通，每逢藩镇叛乱，他们因缺乏军事才能，常致朝廷征讨失利。唐朝中晚期，众多讨伐藩镇的战役，皆因宦官胡乱指挥而以失败告终。
那些战胜藩镇的战役，皆是因帝王慧眼识珠，委以重任于骁勇善战的武将，从而得以凯旋而归。
因此，唐代局势演化为“朝廷内部宦官擅权，边疆地区藩镇自立为王”的独特局面。
审视藩镇之乱，节度使何以能如此猖狂横行？其背后缘由，着实耐人寻味。
由于他们紧握区域内的军事指挥、人员调配及财务控制权，一旦集此三权于一身，实则已近乎拥有了如同割据一方的霸主般的权势。
他们手握兵马，占据广阔地域，且财源丰厚，正因如此，他们拥有了与皇帝抗衡的雄厚实力和底气。
面对这些难题，李唐王朝的历代君主又是采取了何种策略与手段来逐一化解的呢？
面对藩镇割据，李唐皇室大多采取武力震慑之策，一旦有藩镇违抗皇命，便立即发兵征讨，直至其俯首称臣，完全臣服于朝廷的权威之下。
此政策实质乃是对节度使制度进行缝缝补补，意在使李唐王朝在持续的修缮中，勉强维持岁月流转，逐年挨过。
然而，唐朝若要根治藩镇之乱，就必须彻底废除节度使体制，另行创立一套全新的制度框架，方能实现根本性的变革。
然而，要解决藩镇问题，究竟需要构建何种体系，方能寻得根治之策呢？
五代十国时期，实为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。赵匡胤平息此乱世后，鉴于唐中后期积弊，精心设计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框架。
其体系涵盖两大层面：一是朝廷中枢的管理体制，二是地方行政的运作框架。
此举确保了权力分散，以防任何一支禁军势力坐大。一旦有禁军队伍出现不寻常动向，其余两队能迅速联手，将其动荡平息。
此外，军事管理体系亦经历革新，创设了枢密院这一机构，专门负责统辖与调度全国军务。
枢密院与三衙之间构建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机制，彼此牵制，确保权力不失衡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相互约束格局。
宋朝时，枢密院乃军事之巅，然其权势有所界限，唯具调兵之能，无统军之权，且调兵一事，亦须秉承皇命，方能行之。
日常中，军队的操练、征兵等实际管理事务，皆由三衙统领承担，但他们并无调遣兵马的权限，仅专注于军队操练、征兵等具体执行层面。
战事一旦爆发，三衙长官并不担任领兵统帅，而是由皇帝在战时特别委任某位将领，负责统率大军出征应战。
如此构建出一种彼此牵制的平衡态势，无论是枢密院首脑枢密使，抑或三衙统领，皆无法独揽大权，更无从谈起发动叛乱的可能。
战时领兵作战的武将亦难图谋反叛，因士兵非其亲手培育，将帅与士卒间缺乏深厚的联结纽带。
在赵匡胤掌权的宋朝初建之时，中央直辖的精锐禁军力量远超各藩镇兵力，这使得赵匡胤能够游刃有余地削减藩镇的势力。
宋代体制之下，藩镇节度使之权渐被剥夺殆尽，最终演变为一虚衔，仅余荣誉之名而无实权在握。
赵匡胤自皇权核心至地方治理，推行了一系列革新制度，全面覆盖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管理体系。
简而言之，于朝堂中枢，推行分权制衡之制，设参知政事掌政务，枢密使统军务，三司使理财赋，三机构各司其职。
参知政事一职，实则等同于宰相，肩负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重任，手握行政大权。
三司使，又被誉为“理财宰相”，手握国家财政大权，负责全面管理和调控国家的经济事务。
枢密使乃国家军事之巅，统摄军务大权，负责掌管全国武装力量的调度与指挥。
这三个组织各自的首脑相互独立，不存在从属关系，地位相当，并通过彼此间的监督机制实现相互平衡与制约。
众人是否留意，唐朝中后期，藩镇军阀独揽行政、军事、财政大权。至宋朝，此三权则被巧妙分割，由三个独立机构分而治之，彼此牵制，均衡态势显现。
在各地区均如此，无论是哪个州或县，遵循的皆是相同的规律与法则。
例如，一州之内，除知州外，尚设通判一职，两者地位相当，各自独立，相互制约。同时，地方财政由转运使专管，其不隶属于地方官员，直接向上级财政机关汇报。
因此，在宋朝，自朝廷至郡县，皆确立了政务、军务与财赋三项大权相互制衡的体系。
在这样一种环环相扣、相互牵制的制度框架下，宋朝成功地杜绝了武将叛乱与权臣擅权等种种隐患。
在唐朝中晚期，若要根治藩镇之乱，首要之务在于寻觅一位智者，能构想出如赵匡胤般周密的解决方案。
即便有人构思出如此精妙的计划，欲将其付诸实践，所面临的挑战远超赵匡胤时期，难度倍增。
在赵匡胤的统治时期，中央禁军傲视群雄，堪称无敌之师，地方节度使无力与之争锋，唯有俯首听命，服从中央的号令。
然而，唐朝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，藩镇割据之态已然稳固，各地军阀手握重兵，牢牢掌控着权势，绝无意放弃其手中的统治力量。
故而，即便在盛唐时期，有人构想出赵匡胤式的权力平衡策略，并获帝王鼎力相助，其推行之路也必将遭遇各地藩镇势力的强烈反对。
终局之际，地方藩镇的掌权者们，为了紧握权势不放，定会诉诸武力，与朝廷展开不可避免的激烈对抗。
李唐王朝步入中后期，历代君主已历史性地显露出，他们难承治国之重责，更缺乏推动根本制度革新的实力与魄力。
他们在既有的混乱局面中勉强修补，一再让宦官掌握军权，对节度使多以武力驯服，从未萌生过废除节度使制度的根本念头。
唐朝中后期，朝廷中枢频繁倚仗宦官之力，而边疆则不断平息藩镇之乱，在这内外交困的局势中，王朝勉强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统治。
唯有李世民重生，方能引领彻底的变革，其余人等皆欠缺推动如此艰巨而深远变革的力量与智慧。